1979年3月4日的夜晚，前线部队攻克了越南北部的重镇谅山省。在清扫战场时，许多我军将士已经幻想着进军越南首都河内的场景。河内的民众、政府官员以及外使馆纷纷开始撤离配资平台提供咨询，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将会下一步全力攻占河内。
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1979年3月5日，我方政府发布声明，宣布“自卫反击战的目的已达成，全线停火并撤军。”此时，我军已经攻占了越南北部的军事重镇如谅山、高平等，军事上已清除了一切对进军河内的阻碍，可为何在此时选择撤退？这一战略决策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远考量？
一、“教训”目的完成，霹雳收兵
1978年12月7日，中央政府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会议，决定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战。第二天，中央军委发出了正式作战命令，目标是歼灭越南前线边防部队，摧毁其军事设施，同时应对越南当局的侵略行为，确保中国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会议上，决策层已经明确指出，一旦我军攻占了谅山、高平等重镇，战斗将不得继续进行，撤军应当是随即进行的决定。
展开剩余77%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后，我军于1979年2月17日凌晨向越南发起进攻。战争爆发后，22.5万我军官兵在与越军长达772英里的战线上展开激烈作战。在第一阶段的10天作战中，我军成功歼灭了越军高平老街的多个战斗单位，同时通过进攻同登、芒街等战略地区，打乱敌人的撤退和增援节奏。尽管战士们大多数是初上战场，经历了一些伤亡，但他们迅速将战线推到了越南境内约40公里远，成功占领了越北的关键阵地如高平、老街和柑糖。
在随后的第二阶段，我军继续向谅山省推进，攻占了谅山市，并成功清除沙巴地区的敌军。我军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著进展，而且在战略上形成了对越南首都河内的直接威胁。到1979年3月4日，几乎所有越北的军事重镇都已被我军控制，从军事角度来看，攻占河内已经没有了任何实质性的困难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中央政府选择了发布停战命令，宣布我军已完成战斗任务，开始撤军。
这一举动并非临时决定，而是遵循了事先的作战计划。此前，政府已明确表态，此次自卫反击战是有限规模的，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打击越南的侵略行为，保卫边疆，而不是为了扩展领土或对越南进行全面报复。战争的初衷已完成，继续作战将会改变作战性质，超出既定范围。因此，中央政府做出了果断的战略撤退决策。
二、越南“罪不至死”，但必须给与教训
自1975年越南统一后，越南便开始实施一系列反华政策。1978年，越南对大规模的华侨进行驱逐，到年底已有超过20万华侨被迫离境，同时边境冲突也愈发严重。越南军队在边境制造的流血事件已经上升至1108起，不仅如此，越南还在南海侵占了我方多个岛屿。越南当局的这些行为，对中国边疆的安全构成了严峻威胁。
当时，尽管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通过和平外交解决问题，试图与越方进行友好协商，但越南的回应却充满敌意，既不谈判也不听劝告。面对如此情势，领导层决定是时候通过实际行动“教训”越南了。与其继续无果的谈判，倒不如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，结束越南这一“小霸王”的挑衅行为。
三、外部势力的影响与战略考量
越南在1975年后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，推行了“反华”政策。虽然越南曾多次接受中国的援助，但在意识形态上，它却始终倾向于苏联。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面临地区霸权主义的威胁，还直接影响了中越关系的稳定。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支持，也让中国感到极大的压力。若越南与苏联联合，势必形成对中国的包围态势。
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，中国不得不考虑苏联的反应。苏联曾计划向蒙古增兵，这一战略布局意味着，中国在北方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。而越南与苏联的联盟，也让中国的战略选择愈发复杂。此时，若继续作战，便有可能引发苏联的直接介入，从而造成长期的军事消耗，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风险。
四、装备不足，继续作战弊大于利
1979年初，越南的军队装备了苏式和美式的现代化武器，这些装备的性能优于我军。尽管我军在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但伤亡情况也相当严重。短短一个月内，我军就牺牲了6900多人，伤者多达14800人，其中后勤支持系统的不足导致伤员伤重死亡。作战的惨烈程度，甚至可以与朝鲜战争相提并论。
而我军的作战目标早已完成，越南的精锐部队也遭到了重创。继续战斗下去，虽然可能在局部阵地上取得些微成果，但最终无非是“战后归还”的局面，这样的结果毫无实际意义。综合来看，继续作战的代价远大于收益，撤军已成为最理智的选择。
通过这些综合因素的考虑，1979年3月5日，我军果断决定停止进攻，选择撤回。这一决定既避免了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，也确保了我军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，同时防止了国际形势的恶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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